看前半部分，对于作者的世界观划分，基本是在中立善良-绝对中立附近，但是逐渐深入，慢慢坐标偏移到混乱中立，甚至有点混乱邪恶。起初的忠告停留在：世界是无法被预测的，我们要捂住自己的钱包，把握机会。但是逐渐深入，几个信条逐渐浮出水面：人类是易于被知识绑架的，易于被认知局限的，不要相信（大部分）人类，不要过于相信自己的直觉和从小学习的经验方法。

说是开放思维甚至怀疑论也不为过，总之他主张的是一种非柏拉图化的思考方式。柏拉图化在这里是个贬义词，是指自上而下的、程式化的、封闭思维的、自我服务的、商品化的，而相对的，非柏拉图化是自下而上的、开放思维的、怀疑的、经验的。

警惕预测的核心，在于认识到自己的、他人的、专家的，以及机构和政府的局限性。

警惕预测

政府作预测，公司也作预测，每年有各种各样的预测者对来年年底的抵押贷款率和股票市场作出预测。

哈耶克认为，真正的预测是由一个系统有机地完成的，而不是通过指令完成的。一个单独的机构，比如核心计划者，不可能集合全部知识，许多重要信息会被漏掉。

为什么无法预测

作为对这个内容繁多的关于预测部分的总结，那就是：1. 认知自大以及随之而来的未来盲目性；2. 柏拉图式的分类概念，或者说人们如何被简化愚弄，尤其当他们在一个不存在专家的学科里获得了学位时；3. 错误的推理方法，尤其是不考虑黑天鹅现象的平均斯坦方法。

区分对待专家

作者认为，越专业从事预测的人，比非专业遇到的影响程度更大。人们接受的信息越多，收到的干扰也更多，越会妨碍知识。这一点我们应该有所体会：信息越多，人本能的会形成许多假设，开始自己编故事，形成观点。而观点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最后的结论可能就越糟糕。把过多的噪点当成有用的信息。网上的各种专家和阴谋论者就是这么工作的。国情决定，这么做可能导致民科泛滥，全民福尔摩斯纷纷自证其说。

所以处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下，我们对专家的猜测更应该提出质疑。

话说回来，许多学科确实是有专家的，我们应该让脑外科专家给我们做手术，而不是报社的时事专家。但是，如果你带着某种疾病走进一个医生的办公室，也不要听他讲你患的不是癌症的概率，医生那里，他依据的是数年来累计的冷冰冰的数字。但是到你患上癌症的概率，不是70%或者30%，而是0或者100%的问题。

作者总结出一些不是专家的专家：

不是专家的专家：证券经纪商、临床心理医生、精神病医生、大学招生负责人、法官、顾问、人事官员、情报分析师。还要加上作者自己分析文献的结果：经济学家、金融预测者、金融学教授、政治科学家、“风险专家”、国际清算银行员工、国际金融工程师协会的傲慢成员以及个人金融咨询师。

能看出这其中的规律是什么：因变化而需要更多知识的学科，通常是没有专家的，而依赖于既往知识体系的学科，是有专家的。也就是说，与未来有关，并且其研究基于不可重复的过去的行业，通常没有专家。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学习是有模式的：知识要通过筛选（以复合某种模式），而专家是习惯“筛选”的、思维狭隘的人。

拿经济学家举例子，他们通常会针对许多变量提出许多预测，通常有一个很大的数据库，我们通过规模能看出哪些经济学家更“优秀”。各种数字和指数，仿佛有隐含意义，比如消费者价格指数（CPI）、非农业从业人数（就业人数的变化）、先行经济指标指数（Index of Leading Economic Indicators）、耐用品销量、国内生产总值（最重要的一个）以及许多其他依出现时机不同而制造不同兴奋水平的指标。

更糟糕的是，经济学家汇集的金融机构年底还会发行“20xx年展望”，对来年预测。他们也不会回头检验之前预测的准确性。而非常规事物层出不穷，当然预测会失败。

如果专家预测对了，他们归功于自己的洞察力和专业能力；如果错了，他们会怪具体形势超出常规，继续编故事，而不是承认自己知识和能力有限。

不仅是专家，我们也是如此：把失败归咎于控制之外的事物。像描述chatGPT一样，我们人类体内有一种维护自我评价和观点的东西。

当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意外事件时，他会提到地震或者革命，且不承认这些学科是他的研究范围：声称经济学是孤立的学科。

警惕公司和政府的预测

相对于专家的预测，公司和政府的预测更容易令人信服，但是存在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他们不为预测的情形附加可能的错误率。即使不存在黑天鹅现象，这种遗漏也是错误的。

不考虑错误率的预测显示出三种谬误，都来自同样对不确定性本质的错误理解。

第一种谬误是可变性问题。第一个错误在于太看重预测，而不关心它的准确性。但对于计划的目的而言，预测的准确性比预测本身重要得多。

俗话说，不要穿越一条平均4英尺深的河流。如果我告诉你某个遥远的目的地的温度预计为21摄氏度，预期误差为40摄氏度，你会带上多套有厚有薄的衣物，而如果我告诉你预期误差很小，你可能会只带很少的衣服。

第二种谬误在于没有考虑随着预测期限的加长，预测效力会降低。我们没有认识到近期未来和远期未来之间的差别。

有许多预测者想象之外的事件和技术发生，还有人们预计发生的更多的事没有发生。

官僚主义者的预测更多是为了释放压力，而不是作决策。

第三种谬误或许是最严重的，它在于对被预测变量随机性的错误认识。由于黑天鹅现象，这些变量可能会出现比所预测的乐观得多或悲观得多的结果。

这意味着什么？即使你认同某项预测，也必须考虑现实中严重偏离这一预测的可能性。

人们常说智者能够预测未来，或许真正的智者是那些知道自己不能预测未来的人。

意外发现

发现的经典模式是这样的：你寻找你知道的东西（比如到达印度的新方法），结果发现了一个你不知道的东西（美洲）。

培根评论说，人类最重要的发展是人们最没有预料到的，是“想象之外的”。

当新技术出现时，我们要么总体低估，要么严重高估它的重要性。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创始人托马斯·沃森曾预测人类只需要几台计算机。

当我质疑预测者的工作时，通常得到两种反应：一种是应该怎么办？你有更好的预测方法吗？另一种是“假如你那么聪明，让我看看你的预测”。实际上，人们通常以傲慢的姿态提出第二个问题，旨在显示实践者和“行动者”相对于哲学家的优越性。

人们有一种缺乏反省的习惯，就是让公司回答一些问卷表，填写他们的“展望”。我从来不作展望，也从来不作专业预测，但至少我知道我无法预测，并且一少部分人（我所关心的人）把这当做一种优点。

在纽约肯尼迪机场，你能看到很多墙上摆满杂志的巨大报刊亭。

那些墙面向你展示了一个“八面玲珑”的人要想“了解正在发生什么”所必须拜读的全部文献。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这些知识都能帮助读者预测明天会发生什么。实际上，它还可能降低你的预测能力。

这是预测问题的另一个方面：预测的固有局限性，与人性没有多大关系，而是来源于信息本身的特性。我已经说过，黑天鹅现象有三个特点：不可预测，影响重大，事后可解释。

如何作出自己的预测

我们应该承认，意外会对计划产生单边影响，这些意外导向一个方向：成本激增，完成时间更长。而越是常规的任务，预测和计划越不容易出意外。

所以我们不是不擅长做计划，而是不懂未来。我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总是充满了不安，并试图通过假定一个具体数字来消解这种不安。这个参照点可以是销售预测，KPI或者任何其他的数字。我们基于它开始构造信念，以至于后面的观点和实操，都会和这个假定的数字来比较。这类似于“讨价还价的过程，取决于初始报价”。比如裤子售价200块钱，那么即使后续讨价再离谱，也是在一个区间（如150～200）内讨论的。

在数学上，一旦有人宣布证明了某个神秘定理，我们就会经常看到突然凭空出现许多类似证明，偶尔也会有人指责别人泄密或剽窃。可能并没有剽窃存在：证明方法存在这一信息本身就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

在统计学中有一个法则，叫做迭代预期法则，我在这里概括它的较强形式：如果我预期将在未来某时间预见到某件事，那么我实际上现在就已经预见到了那件事。

但这一迭代认知法则还有一个较弱的形式：为了理解未来并预测它，你需要考虑这段未来本身包含的因素。如果你知道未来将有什么发现，那么你已经发现了。

按照同样的逻辑，我们无法轻易想到未来的发明（如果可以，我们早就已经发明了）。

我的观点是：预测要求我们知道将在未来发现的技术。但认识到这一点几乎会自动地让我们立即开始开发这些技术。因此，我们不知道我们将知道什么。

哈耶克对社会科学的观点是正确的，与社会科学相比，他更信赖硬科学，这显然也是正确的，而他对社会知识局限性的观点对一切知识都是适用的——一切知识！

认识的局限性

1.我们观察过去，然后得出关于未来的规律 2.我们执着于一般解释 3.我们相信既有经验在未来是生效的，才得以存在

如三体中描述的复杂系统一样，预测第一次对撞击轨迹很容易，但是当无数的粒子要被考虑进来的时候，预测弹球的轨迹是不可能的。而且在预测过程中，所模型化的过程需求会越来越精确，因此可能某个四舍五入就会带来天差地别，这就是蝴蝶效应。

如果你知道一个物理系统的各种可能情况，你就能够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上）预测它在未来的行为。当涉及社会领域时，我们的预测就会面临巨大的障碍。

这其中的关键因素是人。

“假如我打他一拳，他就会立刻还击，或者更有可能会报警。”

预测使我们进化，不必实际去出拳。而他会报警这一经验，极有可能来自于某次吃饭时听到的法律知识。

人是自由的，注意这里不是在讨论哲学意义上的free will，而是行为本身，即：人类不可能预测在特定情况下的所有行为。

当人们做出前后不一致的选择和决策时，经济最优化的核心就崩塌了。所以在社会领域不可能制造出“一般理论”，没有一般理论就不可能预测。但是现代科学是建立在归纳法之上的，如果不存在对于所看到的事物“一般化”解释，就无法对未知进行推断。比如，你今天活着，这可能意味着你更可能长生不老，或者你更接近死亡。所以过去不但具有误导性，而且我们对它的解释也存在很大的自由度。

如果没有所看到事物的一般化解释，我们的计划还有甚么意义？因为人类本性，计划来自于意识：大脑最强的功能是提出对未来的猜想，并进行反事实的思考。

我们相信既有经验在未来是生效的，才得以存在。

知识的陷阱

每个人心中都有乌托邦，对许多人而言意味着平等、公平、没有压迫、不用工作。但是作者认为乌托邦就是认知斯坦，所有人都是认知者的社会，认知者能当选的社会。这将是一个承认无知而不是承认有知为基础的社会。

但是人不可能通过承认自己会犯错来显示权威。人们需要被知识蒙蔽。我们天生需要追随有能力把人聚在一起的领导者。绑在一起走向错误的方向比独自走向正确的方向更有利。

多年的学习让我们熟知了许多怀疑经验主义的方法。我们对“什么是错的”比对“什么是对的”更有信心。我们把“未来”想象成与“过去”相似的东西：假设未来是过去精确计划的结果，因此未来是可预测的。

但是未来是存在随机性的，并不是认知的过去的延伸，比如你确切知道自己以前一直身体健康，也不能精确知道何时死去，因为天灾人祸、突发疾病可能或者经常是没有预兆的。

循着这样的思考惯性，当我们考虑明天，我们通常只是把它当作另一个昨天。我们认知过去，通过已解决的事情，来相信所有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而我们不会想到，自己的先人也是曾经以为他们有确定的解决办法的。我们嘲笑他们，却没想到再不久的将来，后代也会以同样的理由嘲笑我们。

过度相信经验（知识）产生了预测错误，这随处可见：你计划买一辆新车，开始畅想这辆车将永久提高你的快乐程度，人们每次看到你都会想，哇他有一辆不错的车。但是你忘了，上次买车你也有同样的预期。你不会预想新车带来的效应，在开出展厅几个星期之后就会最终消失，像从没发生一样。如果你能预料到这一点，可能根本不会买它。我们总是会被愉快冲昏头脑，导致预测错误，然后一次又一次犯错。

在预测未来的幸福状态时，我们没有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归纳学习。并且我们总体上总会高估不幸事件的持续时间，总以为财富活着当时的地位损失是灾难性的，但是也很有可能错了。更可能的情况是，你将适应任何事情，正如面对过去的不幸那样。可能痛苦，但是没预期那么痛苦。

我们无法准确预知未来，也不能准确理解过去

我们的问题不仅在于我们不知道未来，还在于我们不知道过去。这读起来很哲学，其实作者想说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不可重复、不可实验的事情，反向过程比正向过程复杂的多。

比如我看到地上有一个冰块融化形成的一滩水，比较容易想象冰块化成水大概是什么样子。但是只看到一滩水，很难想象冰块的样子：方的、圆的、三棱柱，还是砸碎的不规则形状？

又比如我们拿到一个随机数列，我们不知道是电脑经过精密计算生成的某个火箭发射的参数，还是某个笨蛋随机敲了几个按键。也可能，这就是我们星球数亿年历史的密码。世界隐藏在迷雾中，通过表象迷惑和愚弄我们。

历史就像博物馆，可以感受昔日的辉煌，但是也让我们陶醉地以为自己了解过去，但我们只是通过一幕幕叙事，满足了自己讲故事的愿望。确实我们能从历史中获得负面认知—这是无价的，但是我们也得到太多知识的假象。

经验主义的医生，对待病例的方式是了解历史，利用归纳法来制定治疗方案，而不是从理论化的历史中总结科学观点。面对历史，不要对奇闻逸事皱眉，不要建立因果链条，不要过度解读，试图求解方程。经验怀疑主义者把习惯当做默认状态，行为的基础，但仅此而已。他们称这种对待过去的明确方法为结语主义。

可实践的内容

假如不会预测，也不要轻易相信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格言，它们并不总能经得起事实的检验。作者的逻辑大致是这样：

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家告诉我们，我们是沉思的动物，能够通过推理学习。通过学习，在下次类似的情况下可以做出判断，这种判断蕴含在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当中。听起来我们只要遵循这个原则，人生乃至人类发展进程，将毫无破绽对吗？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这种学习大都是进行事后叙述，给自己“理解了”的假象，其实是给过去的行为找个借口。我们总以为通过“系统的哲学训练”的人，更具智慧和判断能力。但是事实通常是，在紧张情况下，我们会把哲学抛诸脑后。

所以对于常人来说，对待小问题的建议是：保持人性，接受人类存在认知自大这一事实。不要总视图不做判断，生活中离不开观点，也不要避免预测。

大事上，不要听经济预言者或者社会科学预测者的话，但是要有自己的预测。学会根据观点可能造成的损害而不是好听（难听）程度来辨别它们。

这里举了各国文化对待创业态度差异的例子。

据说，在日本创业失败是巨大的耻辱，人们讨厌波动性，创业失败意味着武断采取了可能招致重大失败的策略，因此失败会严重损害人的声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不允许失败的社会（失敗を許さない社會）。在我国也不是什么太光彩的事，基本都会和个人能力或者品德挂钩。

但是反观美国在这方面却很包容，鼓励失败。这也侧面反映出国家的创新能力：一旦有想法就积极去实施，之后再去“完善”这种想法或者产品。

显然，文化差异造就的这种不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创业和经商环境：日本的固执保守，美国的开放激进。不同观点在其环境中有充足的理由，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预测，保持人性。

真的投资建议

作者作为经济学者，谈到投资中的风险评估，很有意思。他说，由于黑天鹅事件的影响，大部分证券交易中的“风险管理方法”都是有缺陷的，因此其实策略是极度保守或者极度冒险，和一般保守或者一般冒险，其差别无法精确评估：你怎么知道它是中等风险的？前天腾讯一天亏掉一年的利润，对于那些重仓BAT，输掉裤衩的投资者来说，历史评估有意义吗？和妖股一样，不都是极具风险的赌博吗？

因此作者认为应该把一定比例的钱，85%～90%投入极为安全的投资工具（比如国债）中，剩下的10%～15%则投入极具风险的赌博中（类似风险资本的投资组合）。这样以来，就不受错误的风险管理的影响，没有黑天鹅事件能超越底线伤害你，因为储备金足最大羡慕投入和安全的投资工具中。

这种组合可以保证损失不超过15%，因此它不是承担了总计的中等风险，而是一边承担高风险，一边不承担风险，平均值是中等风险，但能使你从黑天鹅事件中获益。

生活指导

这一点放到生活中可以简单概括为：最大化确定的收益，最小化不确定的损失。如何评估损失和受益，作者提供了5个思考角度：

1.区分在不具有可预测时，从事那些事情会（一直）对我们极为有利。

如果在银行从事贷款业，意外事件可能对你不利，借款人财务巨大成功，也不会支付你额外的利息。

同时，在将正面黑天鹅事件的影响最大化的同时，要保持对负面黑天鹅事件的警惕。要从正面黑天鹅事件中获益，你不需要对不确定性有任何精确的理解。有一点经验（很难解释），那就是在你只有非常有限的损失的时候，你必须尽可能主动出击，大胆投机，甚至“失去理智”。

2.不要寻找精确和局部的东西。简而言之，不要狭隘。提出“机会青睐有准备的人”的伟大微生物学家巴斯德懂得，不要在每天早上寻找某种特定的东西，而要努力工作，并让意外进入你的生活。

不要试图准确地预测黑天鹅事件，这很可能使你更容易受到那些你没有预测到的结果的影响。请记住，达到无限警惕的状态是不可能的。

3.抓住一切机会，或者任何像机会的东西。机会很少，比你想象的少得多。请记住，正面黑天鹅现象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把自己置于它的影响之下。

尽可能多地收集免费的非彩票（那些收入是无上限的），一旦它们开始赚钱，不要扔掉它们。努力工作，不是做无聊的工作，而是搜寻这些机会，并尽可能扩大它们对你的影响。这使城市生活变得无价，因为你增加了美妙偶遇的可能性，奇缘有可能降临在你身上。

4.当心政府的精确计划。这些公仆的利益在于生存和自保，而不是接近真理。你需要对它们的副作用保持警惕。如，银行业的监管者受到专家问题的严重影响，经常姑息不计后果（但隐蔽）的冒险。

5.“有些人，假如他们本来不知道某件事，你是不可能告诉他们的。”伟大的不确定性哲学家优吉·贝拉曾说。

他的意思是，人的本能对未知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是无以名状的。人只有将这种恐惧定义或者具像化之后，人们才会去接受它的存在。简单说，他需要一个解释，一个他能接受，符合他的思维模式的解释，否则会不安。所以当你把你理解但是他还没有掌握的理念告诉他，他会不安，并且主观的将你告诉他的事情按照他的理解能力给定义，将他理解不了的部分给忽略。

上面5条建议有一个共同点：不对称性。

不对称性是这样解释的：我永远不可能知道未知，从定义上来讲，它是“未知”的。但是，我可以通过已知猜测它会怎样影响我，并且基于这一点做出自己的决策。

实际上，不对称结果就是本书的核心思想。

不对称性及应用

不确定性思想，受“帕斯卡的赌注”启发，它来自于哲学家及（思想）数学家布莱斯·帕斯卡：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但我知道，如果他存在，我做无神论者就会损失很大，而假如他不存在，做无神论者也得不到好处，所以我应该相信上帝。

“帕斯卡的赌注”背后的思想在神学之外有十分重要的用途。它颠覆了整个知识的概念，消除了理解稀有事件的可能性的必要（我们对于这一问题的知识有根本上的局限性）；相反，我们可以只关注某个事件发生带给我们的好处。稀有事件的概率是不可计算的，但是确定一个事件对我们的影响却容易得多：做决策时，你只需要了解事件的影响（这是你能知道的），不需要了解事件的可能性（这是你不可能知道的），这一思想就是不确定性的核心思想。

你可以根据这一思想建立一整套决策理论。你只需要减轻事件的影响。如我所说，如果我的投资组合受到市场崩盘的影响，而市场崩盘的可能性是不可计算的，我能做的就只有购买保险，或者退出，把我不愿意发生损失的那部分金额投入风险较小的证券。

what's next

最后一部分会讲钟形曲线、由此引申出的骗局，以及更深层次的哲学和社会学反思，面对黑天鹅的时候，如何做好心理建设，不再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