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公共秩序 | 笔记《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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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望写作

相比爱奥尼亚或者南部意大利城邦,雅典很长一段时间,在古希腊世界扮演者无关紧要的角色。似乎只有梭伦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通过新的法律机关来稳定公民国家,用于制衡最高法院的“四百人会议”—公民法庭。

这个时期几个关键的背景信息:僭主、经济(金钱)发展、古典秩序的衰落、民主的启蒙。

《刺客信条-奥德赛》里的反派组织叫”秩序神教“,如果细想一下,也是挺有意思的,它基本代表了当时雅典贵族对于“世风日下”的大环境的总结。

据阿斯帕西娅(boss鬼魅)所说,秩序神教想要以希腊的传统信仰为基础对抗着人类走向堕落的趋势,以引导社会沿着一条她所期望的道路走向未来。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统一强大的希腊国度。在这个新的国家当中,没有暴力,人们能朝着更加理性且更加发达的社会发展。这将是一个民治、民享的国家。阿斯帕西娅提到,这个国家将会需要一个富有智慧的哲人王来担任领袖。

僭主(Tyrant)

在这个时期的希腊,僭主尚无贬义,只是一个对于城邦统治方式的形容。但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于僭主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僭主开始成为带有贬义的用语。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提及君主、寡头、共和及僭主四种政体,其中,僭主被认为是一种最容易形成独裁统治的政体。僭主统治的城邦,很容易出现独裁的状况。

僭主和君主的区别主要在于,权力定位有明确的家族延续传统。汉语里没有这个词,是从日本的西学体系中国呢引进的。意思是“越过全体人民意愿开创的个人统治”,“僭越”,然后有了“僭主”这个名字。

雅典人经济上的自由恰恰通过自由的对立面来保证:通过一个毫无顾忌地利用和剥削弱小盟友的僭主政体。

古代的北约组织—提洛同盟

雅典的爱琴海保护者角色为它赢得了巨大影响力和无数财富。提洛同盟曾帮助小城邦抵御波斯人。作为回报,这些深受折磨的盟友向雅典人缴纳贡金,承认雅典的管辖权并采用雅典钱币(德拉克马)作为通行货币。而雅典特派员则在爱琴海上监督他们。

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冷战结束之后,雅典立马采取措施确保提洛同盟不会解散,以及雅典的统治地位不被动摇。反叛者会被立即攻击并受到无情的惩罚。

金钱

海上贸易给雅典带来了巨量的金钱交易。

最早在荷马史诗中,英雄并不追求金钱——那个时代还不存在这样的东西,他们追求荣耀(timé),即名望和荣誉。

金钱以及货币价值起决定性作用的地方是从人情世界中抽离出来的地方,换句话说,是人被隔离出来的地方。金钱在交换过程中并不被当作一个有价值的物品,而仅仅被看作一种抽象符号。当一种文化所使用的抽象符号越多,它在智性上的要求就会越高。

参与到贸易与信贷经济中来的,是艺术家、医生、雇佣兵以及雇佣兵领袖这些自由职业者,他们富有,但并非立刻就能变得“自由”。

伯利克里严格规定,这些涌入雅典的异邦人,不享有公民权利。民主并不适于所有在雅典的人,而仅仅属于那些之前已经拥有公民特权的人。

无数艺术家与手工业者成就的建筑工艺,海上霸权带来的繁荣贸易,以及迅猛发展的银行业,使雅典成为一个汇集各种影响力、理念、文化与情绪状态的大熔炉。雅典数百年间因地域上与外界相对隔绝而独立发展,并由此具有自己独特的文化,这时却以惊人的速度与整个地中海地区的各种文化融合,成为一个大都市。

受到危害的秩序

宗教对于雅典是一个非常闪亮的装饰。

当人们的传统信仰在城邦的新经济市场中为另一种宗教让步,当神庙变成银行而银行变成神庙时,宗教在城邦的非政治生活中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经济上的等级差别,难免会让人寻求其他形式的身份认同。

俗话说缺什么喊什么,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越不虔诚,礼拜、仪式与庆典对于国家秩序来说就越重要。金钱对于个人的身份认同越要紧,传统宗教对于公众的身份认同就越重要。

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相对来说“经济自由的”雅典,阿那克萨戈拉和普罗泰戈拉都必须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了——因为那个让人惊讶又老套的亵渎神明的嫌疑。

“从来不曾存在,并且将来也不会存在这样的人,能从诸神或者世间之物那里找到真理”,毕达哥拉斯时代的作家科洛封的色诺芬尼(Xenophanes von Kolophon)如是说,但他没有受到审判。他认为,诸神的原型其实是人类:偷盗、通奸与欺骗,这一点可以大家对宙斯应该很熟悉了。

然而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希腊属地,并没有任何渎神案的发生。但是在雅典情况就十分不同,经济越自由,汇集的居民越复杂,管理起来也越困难。人们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什么以及相信什么,这个自由会无限增长。

这个怎么理解呢?当希腊人在乡村或小城市里过着虔诚的生活时,他们就会尽可能地相信他们想要信的东西。但是当他们在大城市里越是没有信仰地追名逐利,就越会疑心重重地监察他人对诸神的态度。

实用哲学家

普罗泰戈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者是其所是,非存在者是其所非是”……难道他不就是认为:每个事物于我而言的(真实)所是就是它向我显现的样子,每个事物于你而言的真实所是就是它向你显现的样子吗?

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并且没有其他更高的标准,那么世界上所有的东西就都只是主观的,并因此是相对的。使一个人颤抖的东西,在另一个人那里则是舒适的。一个人认为是好的、公平的东西,另一个人会认为是坏的、不公平的。

没有什么是客观的,所有东西都是主观的。

我是否同意一个关于生活与世界的观点,取决于它对我而言显得多有说服力。或者,我同意一个观点,是因为我能从中获利。真理并不通过某些人拥有的比其他人更高深的知识而产生,真理其实是一种断言。

许多人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就会把这个观点作为真理传播开来。如果许多人拒绝我的观点,那它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换句话说:如果只有人是万物的尺度,那么一个观点的真理性并不由它的质决定,而由赞同它的人的数量决定。

智者,指“教授智慧的老师”,他们教授人们某种技能或手艺。智者与当时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没有确定的哲学引导方向。成为智者只意味着具有某种特定的社会性职能。

像智者这样的人,在如雅典这样高度复杂化的城邦中找到了用武之地。他们不宣扬宗教或与宗教相关的知识,而是教授完全实用的演说技艺和其他技能。

哲学,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还是启悟者的神圣之物,现在成了律师的辩才。

这是一个巨大的哲学家形象的转变。

从仰望星空时掉入水井的泰勒斯和孤独而又脾气暴躁的赫拉克利特,到伯利克里时期收入高、工作灵活的智者,这之间的差距可不小。

民主之路

公元前6世纪末左右,克利斯提尼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权利平等不能适用于所有的自由公民?

公元前508—前507年,上位之后的克利斯提尼推行了大规模改革。各区选举代表组成“五百人议会”以辅助“公民大会”。每位公民都有机会通过抽签被选入议会任职一年,一生最多当选两次。

理论上,克利斯提尼改革是通向人们渴望已久的民众统治,即民主道路上的一次突破。

当时,柏拉图称,智者埃利斯的希庇阿斯(Hippias von Elis)曾断言,人为规定的法律(nomos)是一种人造秩序,违背了人的本性(phýsis)。就本性而言,我们跟亲眷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有亲疏远近的不同。因此要求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违背本性的。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但是其他智者都在想办法,让民主变得更民主,他们甚至比雅典统治阶级更重视权利平等,财产合理分配。 此外,有的智者还提倡教育平等以及手工业的国有化。

许多智者的道德怀疑论中掺杂了完全不同的政治诉求和乌托邦理想。在统治阶层看来,这是危险的。于是雅典在公元前五世纪最后遭遇了巨大的灾难,战争、瘟疫等接踵而至。最终在公元前404年雅典彻底失败,提洛同盟解散,雅典的霸权地位彻底终结。

众所周知,不能滥用的权力没有吸引力。在最动荡的时代,雅典的寡头政权依然两次上台,因为贵族的权力未被削弱。民主只是用来达成统治家族之间的利益平衡用的。雅典民主基础的司法制度来说,法官是名誉职务,官员抽签决定,公开诉讼案的结果仅仅由投票结果决定。这种民众法庭依赖于原告和被告的演说能力,很容易被操纵。

大部分人思想还是很保守的,对于智者的话不信任,怀疑神就是在动摇公共价值基础。

流放之路

年迈的普罗泰戈拉被逐出雅典,流放西西里岛。这次流放之路要了他的命,他最后溺亡于大海。

流放的原因是渎神,如果渎神罪的控告成功,那么在雅典等待被告的是罚金、流放或者死刑。

普罗泰戈拉就是在自己那部现已失传的著作中,表达了对诸神的信仰立场不坚定:“关于诸神,我不能确定任何事,既不能确定他们存在,也不能确定他们不存在,更不能确定他们的形象;因为许多东西阻碍我们认识他们:事物的不明特性和人类生命的短暂。“

这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对于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之谜

苏格拉底只是不断寻找问题的肯定答案,最后却只找到否定结果。 然而,不断追问的苏格拉底成就的却是哲学史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业。他开启了一个新纪元:论辩言说的哲学。他既没有建立起规范行动的理论,也没有树立起引导价值的准则。

关于公正与勇敢的话题最后总要导向善与正义的人生规划。然而苏格拉底没有找到它。

亚里士多德从未见过苏格拉底,因为他在后者逝世15年后才出生。亚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学》(Metaphysik)中将苏格拉底刻画为提出伦理—政治之基本问题的第一人。人们因此获得这样的一种印象:苏格拉底是哲学教育者的代表之一。这种印象大概也是不完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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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s: 1

  1. 不明觉历 :oops:

    01月0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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